【学思践悟】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四个服从”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关键要牵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管党治党的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把《党内监督条例》提出的各项监督措施落到实处。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国内外管理实践得出的重要工作原则。党组织赋予领导干部权力，既是信任、培养，更是考验，考验其能否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党员领导干部从接受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也要接受组织的监督和纪律的约束。信任和监督辩证统一，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背负的信任越多，责任就越重、风险就越大，就越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在党员领导干部被委以重任时，党组织往往都讲“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干部接受任命时也往往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委以重任就是组织对干部的培养和考验，就应当要求干部接受组织的监督。如果只讲信任，你好我好大家好，责任就会虚化弱化，加强党内监督就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为一句口号。监督既要靠组织和有担当的人，也要靠制度。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是底线思维，必须把这个理念贯穿于选人用人、日常管理和制度建设之中，强化监督制约，使领导干部时刻感受到责任、考验和约束，敬畏组织、敬畏纪律。

　　党的领导本身包含着管理和监督。领导，顾名思义，就是既"领"又"导"。"领"就是以身作则、引领示范；"导"就是遵循正确方向、施以明确导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管理和监督都是领导的重要内容。广义监督是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的监督，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是党章规定的党组织的职责。狭义监督是指纪委作为监督执纪问责专责机关的责任。领导的重要职责是领出好班子、带出好队伍。所以，管理中就包含着监督，离开了日常的管理监督，党的领导就落不到实处。《条例》把党委的监督职责及制度安排作为重点，把任用干部权力和监督干部责任统一起来，通过谈心谈话、约谈督促、报告工作、述责述廉、考察考核、巡视巡察、严肃问责等方式，强化责任、促进担当，使党内监督真正严肃起来。

　　要把重点放在自上而下的监督上。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是统一的。党内监督的权威，首先来自于上级党组织，谁任命就应当由谁来管理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支持党员群众提出意见、开展批评。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同级监督、下级监督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最终要看上级党组织的旗帜、立场和担当。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软弱乏力，其他的监督就会流于形式，也必然失效。《条例》着眼于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上对下的监督，发挥同级之间相互监督的作用，改进自下而上的监督，提升党内监督的实效。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重在看方向、看坚持。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准则》和《条例》是依规治党、标本兼治的制度利器，推进了新形势下的制度创新。要深入贯彻全会精神，以《准则》和《条例》为遵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要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准则》《条例》突出高级干部这个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上率下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六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再部署、再出发。中国历史传统从来都讲以身作则。党的高级干部处在掌握重要权力的关键地位，也肩负着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重要职责，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和标准上有很大不同。高级干部自觉践行政治生活准则、自觉加强和接受党内监督，政治生态就会大不一样，党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十八届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尤其是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标准。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严起，十八大后第一次会议就制定政治局工作规则，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有交流讨论、有思想碰撞、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严”和“实”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对全党是最好的示范。

　　我们党历来把高级干部当作政治家来培养，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高级干部离中央最近，对中央精神最了解，更要带头讲政治，做增强“四个意识”的模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了200多名高级干部，他们当中有的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更大权力，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有的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凡此种种，无不是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践踏党的基本路线和组织原则，使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污染了政治生态。高级干部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最终看实际效果。无论是在地方还是部门工作，无论地域远近，都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以勇于担当的精气神，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底。

　　党的高级干部尤其要保持政治警觉性。党和国家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执政安全。老一辈革命家政治警觉性非常强，把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视作自己的生命，才使得我们党能够走到今天。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警示我们现在并非“天下太平”，政治警觉性须臾不可放松。高级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决不允许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是非不分；决不允许漠视政治纪律，以至于出现了严重问题，还浑然不觉、麻木不仁，甚至跟着错误跑。没有政治警觉性就没有政治鉴别力，要始终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抵制、勇于斗争，以使命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共产党是先锋队，党的高级干部是先锋队里的先锋，理应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监督上作表率，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纪律，形成一支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党纪法规】

违反公序良俗，只是道德问题吗？

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只是单纯的道德问题，没有啥严重的惩戒后果。是这样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吧！《条例》原文第一百二十八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二十九条：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再来看一个案例：王某，某县教育局局长，中共党员。为了应付市教育局对该县学校的安全卫生检查，王某到县里第一中学督导工作。由于学校工作不到位，王某十分恼火，导致血压升高，头痛难忍。在医院排队就诊过程中，王某因排队问题与他人发生口角，心情不佳的王某率先发难，不仅口出污言，还动起手来。王某的行为引发群众围观，严重干扰了就医秩序，并被围观群众拍摄视频上传到网络上。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只是单纯的道德问题，没有啥严重的惩戒后果。殊不知，党员身份决定了党员必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今年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对党员的生活纪律作出明确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将按照违纪处理。

 “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道德。”江苏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朱波表示，根据党章，党员有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必须时刻自警自省，决不能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以及家庭美德。

值得注意的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才给予党纪处分。“如果情节一般，可以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即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批评教育等方式处理。”朱波说。

关于本案，朱波表示，王某在就医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口角，完全可以发扬风格，理性温和地解决问题。但他不顾党员形象，意气用事，不仅口出污言，还动手打人，严重影响就医秩序，属于在公共场所违背公序良俗，并造成了不良影响，应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关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朱波表示，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比如拒不承担抚养教育义务或者赡养义务，虐待家庭成员或者遗弃家庭成员等，也应当视情节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专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为全党全社会树立了标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廉史镜鉴】

时苗留犊

时苗，字德胄，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今河北邢台平乡）人。史载时苗为人清白，嫉恶如仇，不事权贵，与同时代的常林、吉茂、沐并以“清介”而闻名。

建安年间（196-220），时苗入丞相府，被曹操任命为寿春令。时苗到寿春上任时，不骑马、不坐轿，乘坐一辆黄牛车前去，被当地百姓称为“黄牛令”。时苗在任期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他乘坐的黄牛，后来生下了一只小牛犊，时苗卸任时，要将这只小牛犊留在寿春，他对主簿（掌管文书的佐吏）说：“我来寿春时，这只小牛犊还没有出生，它是在寿春出生的，就留在这里吧。”属下们则劝道：“家畜只认得母，不认得父，您还是将它带走吧。”时苗没有听从，仍然执意留犊而去。

据说淡泊名利的时苗晚年回到故乡时，得知乡里有些贪慕虚荣者，将老家“干禾庄”改名为“官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带着自己的子孙迁居到几里外的地方居住，以耕读度日，这就是“大时村”的由来。

史书中关于时苗的记载很少，甚至连他的生卒年也不能确知，他于正始年间（240-249）病故，年七十余，因此推算他大概是在东汉建宁、熹平年间（168-178）出生的。但出人意料的是，时苗留犊的事迹却在日后得到了广泛流传。

在平乡大时村有一个叫“牛令圪垯”的地方，据说是时苗的墓冢。而在寿春，人们为了纪念时苗，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池”，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了“留犊坊”。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地方官赵宗顺从民意，在池北建祠祭祀时苗，称“时公祠”或“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巷取名“留犊祠巷”。

时苗留犊的故事还被编入到了供儿童使用的启蒙教材中。唐人李瀚的《蒙求》将时苗留犊与羊续悬鱼的故事并列，作为为官清廉的代表。“羊续悬鱼”说的是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将别人赠给他的鱼悬挂在门上，以此表达他拒受贿赂的品格。

历代文人墨客对时苗留犊一事也多有歌咏。元代监察御史王恽有一首《题时苗留犊》：

清白居官志不贪，故教留犊在淮南。时人莫作沽名诮，千载何曾见二三。

时苗留犊是因为他没有贪念，可不要以为他是沽名钓誉之徒，古往今来，像时苗这样的清介之士又有多少呢。

元代画家钱选还曾绘制过一幅《时苗留犊图》，保存在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时苗故里又通过南路丝弦这一艺术形式将时苗留犊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获得了民众欢迎。南路丝弦为河北省特有的、颇具影响力的古老地方剧种之一，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时苗留犊，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牛犊，更是清廉的品德和百姓的拥戴。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将“时苗留犊”作为一面“镜子”来省察为官者的言行。不论古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以廉树威，以公生明，不与民争利，不以公谋私，将为民谋福牢记于心，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