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周报（第二十二期）

【学思践悟】

★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 纪法分开

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规治党。党章规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党员的义务。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必须突出政党特征、党纪特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组织的内部章程和规则都比国家法律要严格。别说是一个执政党，就是一个幼儿学校都有校规，公司和社团也都有自己的章程，而在这些内部规则里，绝不会写上不许偷窃、不许抢劫等法律已禁止的行为。学校校规、协会章程比法律更严苛，体现着其组织化制度化程度。很多人都觉得国家标准高于企业标准，实际上“国标”是必须遵守的底线，是强制标准，而企业标准必须要高于“国标”，否则就不会创新。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的章程、规则，包括普通学校的校规，肯定都是严于国家法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纪律必然严于国法，而不能等于国法。国家法律是公民的底线，党的纪律是党员的底线，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如果纪法不分，把公民都不能破的法律底线写到执政党的纪律里，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都退守到法律底线上，就降低了党员的行为标准，弱化了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先进性。在实践中，也会导致法在纪前，把违纪当成“小节”，党员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与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完全吻合，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是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坚持问题导向，从最应该修改、最具备条件、也最具共识的方面入手，重点解决长期以来党规党纪中“纪法混淆”这一突出问题，去除了原来条例中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70多条内容，凡国家法律已经规定的就不再重复规定。同时梳理整合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中的纪律要求，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6类，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体现了对党员的高标准、严要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绝不意味着党员可以不守法，恰恰相反，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党员遵守法律就是题中之义。党纪处分条例重申党章中党员要模范守法的要求，并设专章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作出规定，从而实现了党纪与国法的有机衔接。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使命、受到严格组织约束的公民，入了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群众守法就行了，党员光守法不行，还得守纪，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来说更是如此。

党的纪律保证理想信念宗旨、体现优良传统作风、保障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纪在法前，比“法在纪前”难度大得多、要求高得多。从“法言法语”到“纪言纪语”，不仅是语境的变化，更是内涵的深化。能不能把纪律挺在前面，反映的是党性强不强、有没有责任担当。只要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办法就比困难多。各级党组织要克服思维惯性和能力不足的危险，敢于执纪、善于执纪，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用“六项纪律”去衡量党员的行为，使广大党员敬畏纪律、遵守纪律，践行高标准，决不越雷池一步。

【党风政风】

2015年反腐八大亮点

２０１５年，反腐是中国最具热度的话题，与猛烈反腐风暴相呼应的是一系列落地有声的制度性建设。梳理一年来的反腐行动，八大亮点值得关注。

亮点１：反腐没有休止符

　　随着京沪“首虎”的落马，全国３１个省区市打虎全覆盖。截至１２月１５日，今年已有郭伯雄、周本顺等２０多个省部级以上干部落马。至此，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超过１２０个，所谓“反腐转段”“一阵风”等论调不攻自破。

　　反腐不断深入，正风执纪越来越严。据中纪委统计，八项规定出台三年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１０万余起，处理人数１３万余人。今年以来，包括４个省部级干部、２８３个地厅级干部在内的２３９５１人被党纪政纪处分。

　　今年以来，反腐方向越发清晰，反腐“红利”也越发突出。通过严厉查处减少腐败存量，通过制度建设堵住腐败增量和变量，反腐行动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亮点２：明确党纪严于国法

　  １０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明确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准则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

　　今年以来，各级纪委通报中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明确信号。中央纪委对河北省原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今年的重要变化是纪检部门执纪中将纪律挺在前面，明确对党员的要求高于群众。具体思路是靠法律惩治贪腐的极少数，靠党纪管住党员干部的大多数，从源头防止腐败滋生。

亮点３：海外追逃成反腐“第二战场”    

　　去年海外“猎狐”行动成效显著，今年中国政府更是积极有效张开“天网”。４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１００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截至１０月３１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从６３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各类外逃人员６２７个。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１６２个，逃往境外超过１０年的３２个。江苏、北京、广东、江西、浙江、河南等地先后有多个“红通人员”落网归案。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的“百个红通人员”之一杨进军，是“中国第一女贪官”杨秀珠的胞弟。

海外追逃已成我国惩治腐败的“第二战场”。中国正在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制度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避难天堂”。

亮点４：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零容忍

　　今年以来，纪委以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审查重点，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加大打击力度。

　　中央纪委通报显示，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因严重违纪被审查，并有“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杨栋梁等的违纪通报中都有“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的表述。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今后，“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将难有生存空间。

亮点５：聚焦群众身边“蚊蝇腐败”

　　今年以来，各级纪委对群众身边腐败案件的通报频率显著提高。中央纪委专门督办一批基层干部的典型违纪问题，进一步释放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的信号。

　　“顺吃苹果”、大办婚宴等一些小贪小腐、抓早抓小的问题更多出现在纪委通报中。此外，截留农村低保户“养命钱”、骗取农业保险“救灾钱”、冒领已故五保老人“死人钱”、克扣贫困家庭“扶贫款”等民生领域腐败也被大量通报。

　　群众身边的“蚊蝇腐败”行为小危害大，有的表现出“小官大贪”“腐败窝案”等特点，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执政党形象。以“打苍蝇”“抓问责”为重点，最终要让群众看到、享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

亮点６：对腐败追究党委主体责任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全国共有９０００多个领导干部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因任内连续发生３个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河南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被免去领导职务；云南德宏２７个“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追责……

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意味着明哲保身当“老好人”、对下属贪腐苗头熟视无睹的“太平官”不好当了，也让日常的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成为组织生活常态。

亮点７：专项巡视“利剑出鞘”

　　在去年完成３１个省区市中央巡视全覆盖的情况下，今年，中央巡视组加大对中管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探索分行业、分领域专项巡视，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巡视全覆盖。

　　今年多个省部级国企高管被查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被发现存在违规围标串标等问题，６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中远集团一些领导人员在巡视前“顶风”公款旅游、公款打高尔夫球、滥发奖金、到风景区开会等，均被通报处理。

　  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来看，国企已成腐败高发、易发、多发领域。专项巡视把一大批专业性强、带有行业特点、之前不易发现的腐败问题揭露出来，使巡视工作更加深入，反腐更加高效。

亮点８：纪委“清理门户”自我净化

　　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违纪干部３４００多人。纪检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相继被清理出去，体现了反腐部门不护短、不手软，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８月，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钟世坚被立案调查；９月，北京市怀柔区原纪委书记周燕因公款旅游被撤职；１２月，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严重违纪被“双开”、安徽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纪检监察干部责任重大，解决“灯下黑”问题至关重要。２０１５年，各地纪检机关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主动“清理门户”，从制度上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廉史镜鉴】

曾国藩以廉治家

　　曾国藩是近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了 “尚廉、尚谦、尚劳”三致祥为核心的家教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尤其值得后人借鉴。

重俭朴。曾国藩出身农家，俭朴习性跟随他始终。他自己所珍重的，也希望子孙能珍重。他在家书中写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日常生活中，要求妻子欧阳夫人带领女儿、媳妇每日纺纱若干两，每年须做布鞋若干双；要求新媳妇进门，不管出身何门第，须下厨房熟悉家务；在出行上，要求家人不得借侯府之家摆阔气，“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据曾国藩小女回忆，她十几岁时随母到两江总督府，下边穿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父亲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指责她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赶快换掉，她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

重力行。曾国藩从不讲究吃，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时人以曾氏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30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以后每年只在喜庆日穿，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住所尚简，府中仆从少之又少，帷幔等什物质地一律以简约为准。在京城上朝，不坐一品官轿，只坐普通的蓝呢轿子。中年曾有吸烟和下围棋两样嗜好，后来硬是把水烟壶打碎，彻底戒掉了烟瘾。曾国藩后辈力行家教家风，以简养俭，以俭养廉，以廉明志，为世人作出了较好的榜样。

　　重耕读。曾国藩把“且耕且读”作为立家之基、发家之道。视敛民财、谋名利、扰公差为损家败业之举，要求即使家境宽裕，家人也应勤耕种、好读书，只有自食其力、自求上进，才能力保代代兴旺。一是不置良田美宅。湘军收复南京后，曾国藩听说九弟国荃在家大肆置田建宅，非常生气，在信中以严厉的口吻进行了责备。他说：“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 当得知欧阳夫人背地里在娘家置田后，他批评夫人不明大义，“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回湘乡建成新居，名曰富厚堂，花了七千串铜钱，对此，曾国藩撰信：“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此后，曾国藩从未在此住过。二是不许家人以名牟利。同治三年秋，17岁的曾纪鸿要在长沙参加乡试。此时正当金陵克复，曾氏家族如日中天，曾国藩深恐儿子不懂事，在乡试期间依仗家势营私，遂写信告诫家人：“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须自知。”半个月后又再次写信，重申“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三是不许家人参与地方公事。曾国藩一再告诫家人不干扰公事，并授之与地方官相处之法：“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抵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不许家人借他的名声牟利，不许家人参与地方公事，告诫子孙自强自立，不尚做官经商，正是他关心爱护家人、替子孙后代着想。

　　自曾国藩起，曾氏家族代有美才，后辈大多以科研专家、学者教授居多，依凭重俭朴、重力行、重耕读的严谨家风，为世人树立了良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