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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利器之“利”在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锤接一锤；全面从严治党，一环扣一环。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过审”，释放的重大政治信号不言而喻。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责任和担当，都是实词，但到了某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那里却变成了虚词。如，有的党组织唱管党治党的“空城计”，热衷于开开会、表表态，做表面文章，甚至捂着盖着，搞歌舞升平，导致问题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甚至成了区域性、系统性问题。有的党委书记怕得罪人，对眼皮底下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他管的干部被审查了还跟没事人似的，说“感到很惊讶”。有的地方纪委领导对反映同级党委领导干部问题的同志说：“你不要讲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在党不忧党不为党，在其位不谋其政，说到底就是放弃责任、不敢担当。失其责、渎其职、误其政，不仅是忘其本更会导致害其本——组织必然涣散，纪律必然松弛，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党的事业根基就会动摇。

“权责一致”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有权必有责，有权力没责任是管党治党之大忌。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需要形成一部问责工作基础性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之所以被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在于其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问责内容和情形、问责方式、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及党的工作部门等，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需要各级党组织同向发力，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关键在人。问责条例能否起利器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敢不敢较真、有没有战斗性。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只有各级党组织都把自己摆进去，以上率下，抓住典型严肃查处，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才能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解决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倒逼各级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知识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和发展过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首脍炙人口、旋律欢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自诞生以来久唱不衰、延续至今。

歌词中吟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是什么模样，它的发展历程是什么呢呢？从最早的雏形到作为命令被固定统一，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前后跨越20年的时间。

1927年在江西荆竹山首提“三大纪律”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的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挖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打土豪没收的东西不交公，塞入自己的腰包。

偷吃一个红薯事小，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江西茨坪荆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还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雏形。从建军之初，“纪律”就是一个始终不离左右的关键词。

1928年“六项注意”在遂川应运而生

今天，“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出现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八项注意”的诞生要晚于“三大纪律”，并且是由“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以“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其间，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发现了不少问题。为了解决部队存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毛泽东于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后面四项不难理解，但为什么会提出上门板和捆铺草这两项内容？原来这和当时部队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部队在南方行军，晚上露营时常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当作铺板，用稻草作为铺草。但是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各家的高矮门板大小不一，部队撤离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榫，因此规定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离开。

通俗易记的语言、具体细致的规定，让“六项注意”慢慢走进战士们的心里。战士们在晨曦中把门板复位、把铺草捆好的画面成为老百姓眼前的靓丽风景，红军严守纪律、爱护军民的好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交口赞誉。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在湖南桂东首次被并列提出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先后于1927年底和1928年初相继诞生，成为约束部队的行动准则，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将两者并列提出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桂东沙田，其间出现了部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4月3日，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毛泽东根据数月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将过去陆续提出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合并补充，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修改，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沿用先前在遂川提出的条文。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不少战士把它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在包袱布上，或者抄写在墙上。如今，桂东沙田的一些陈年老屋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书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笔迹。战士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这也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老百姓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战士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歌唱中重温纪律要求，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荡漾开去。

1947年10月10日，由于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廉史镜鉴】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人的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典】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

【出处】（宋）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

【释义】问题刚刚露出端倪的时候容易防范禁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难以挽回局面了。意在强调做事要看清趋势，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阐释】《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纣王刚开始使用象牙做成的筷子时，他的叔父箕子就预测商纣王会导致亡国。箕子推论道：他用象牙筷子，一定会搭配玉石做成的酒杯；用了玉杯，就会想把各地的珍奇宝物都占为己有，奢侈的车马宫殿也渐渐由此兴起，到那时就无法挽救了。箕子屡次进谏，可是纣王根本不听，还逼走微子、剖杀比干。结果真如箕子所料，纣王骄奢淫逸、积重难返，最后被天下人唾弃，遭武王讨伐，赴火而亡。

《群书治要·尸子》中讲道：“祸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就像树木刚开始生长时，只需除根就能拔掉，等到长成参天的乔木后，就很难砍倒了。火焰刚刚点燃时容易扑灭，等到火势大时，就很难扑灭了。这是提醒我们，当不良开端露出苗头时就要加以制止，做到防微杜渐。

商朝的太甲继位之初不能像先王那样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四朝元老伊尹就将他放逐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让他追思祖先的德行、反省自己的过失，史称“伊尹放太甲”。3年后，太甲终于悔过自新、痛改前非，向伊尹跪拜，并说：过去我违背了您的教导，不能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今后要依仗您的匡正，亡羊补牢。伊尹于是还政给他。太甲有政治经验丰富、道德高尚的伊尹辅佐，能够尽早反省自己的错误，才没有一错再错，经过这件事，他重新修德安民，使百姓安宁、诸侯归顺。

“君子之德风”，治理者有什么样的作风，下级、百姓就会跟着效仿，所以作风上的任何偏差往往会成为巨大的隐患。春秋时期的楚灵王喜欢细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他的妃子、臣子、百姓为了把自己的腰变细都不吃东西，很快就有人饿死，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为国效力，国家不久就灭亡了。正如唐太宗所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治国者的作风、偏好，会形成巨大的蝴蝶效应。问题仅发生在个别人身上时还容易纠正，如果形成大范围的气候，就如台风过境，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通过“礼”起到“禁微”的作用。礼的精神实质是“毋不敬”，即通过培养对一切人、事、物的恭敬态度，达到“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尸子》中对礼仪道德教化“禁于未然”的效果做了生动的比喻：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赶来帮你把火扑灭，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而年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则会很早提醒你，要把墙的缝隙涂好，要谨慎地做好烟囱，使你没有失火的忧患。同理，如果你现在被抓进了牢狱，有人救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家三族之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圣贤人教导你“仁义慈悌”的道理，你只要依教奉行，终身都不会有牢狱之灾。管子说：“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些都是历史的智慧，也是在告诉我们，从事情的量变阶段就入手矫正，才不会酿成不可救药的后果。

刊评：当前，中共中央出台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不仅划出了“禁微”的底线，还明确了道德的高标准，党员干部应当严格对照，自我反省，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权力，才不致利令智昏，导致“立名于一世，失之仅顷刻”的悲剧。